因不影响主线叙事，在上篇文章中没有提到：1929年2月份，正值红四军南下井冈山，遭遇强敌尾追、转战赣南之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听取了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红四军被迫撤离井冈山的汇报，一致认为革命前景不容乐观，决定给红四军起草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1.朱、毛二人应立即脱离部队和危险境地来中央；2.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的农村中，从而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可以看出，并非是中央对时局作了错误估计，只是面对当时的情况真的很难不让人往那个方向去想，出于保护革命火种的角度作出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但教员自是不认可中央对形势的估计，4月5日，便给中央写回信，直白指出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让朱、毛离开部队，分兵游击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总结红军的战术是“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并指出要和蒋桂争取江西，同时兼顾闽西和浙西，一年为期完成计划。

回信虽已寄出，但悲观的思想却在队伍中蔓延，特别是伴随着党权与军权的争论，以及刘安恭同志对争论形势的推动，再加上频繁战斗，没有时间与广大指战员作形势和任务的分析，最终导致了包括林彪在内的红军战士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估计。由于这场争论以教员退出前委领导岗位暂时收场，后续也就没有再及时纠正这些思想。

直到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古田会议之后，重新确立了教员的领导权，这支队伍实现了思想的洗礼和灵魂的重塑后，他才抽出时间，在1月5日给林彪写下这封时局如何估计的回信，名义上是给林彪回信，实则通过党内通信形式同步印发给部队干部，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牢革命终将胜利的坚定信心，这封信在后期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一部分：开篇指出部分同志只重视流动游击，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政权促进革命高潮的错误观念，这其实就是当时悲观情绪的一个突出表现，同时也是广大官兵没有认清革命战争的阶级性、政治性本质的外在表现。原因上，除了部队中太多数是农民，眼界阅历受限以外，更多的还是因为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实在是太艰苦了，自己缺吃少穿还要帮助群众挑水耕田，万一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一切努力就白费了，不如流动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走到哪吃到哪更简单轻便一些。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种方式，而教员却一直坚定地选择建立根据地巩固政权的方式，只因他敏锐地洞穿了背后的本质，就是文章接下来阐述的内容，“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楚这个情况后，则就会明白“一、二、三、四、五、六”层层递进的各种情况（详看原文），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微观，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最后得出了“必须这样（即建立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就是说，建立红色政权虽然艰苦，但这才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而流动游击的政治影响远远达不到能够推翻反动阶级的程度，看似艰苦漫长的工作实际是通往革命胜利的最快捷径。

第二部分：该部分主要表达的是如何客观分析当前革命形势的问题，无论是过高估计自身力量犯革命急性病还是过低估计自身力量产生悲观情绪的同志，实际上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前三段分别指出虽然革命力量弱，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反革命力量也是弱的，从本质分析，革命力量虽然小但它一定会发展壮大，反革命力量虽然暂时大，但它一定斗争不过革命力量。由此引出文中第（四）部分，我个人认为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段落，详细阐述了为什么“革命力量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段中，教员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日趋迫切入手，层层推演出军阀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小生产者——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无产阶级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上层阶级为了减轻自己的压迫一定会加重对下级的剥削，而在逐级向下转移压力之后，毫无疑问，承担最多的就是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商人因为倾销而破产、农民因为赋税而苦不堪言、士兵因为征战而疲倦、工人因为失业而混乱、学生因为失学而游行，进而出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就会明白“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而当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为广大底层人民的利益去战斗、去奔走、去呐喊，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开始倾斜了。因此只要阶级压迫一日不除，革命势力就会越来越壮大，共产党就能够更有效发动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会一层一层推翻这样的压迫，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这就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原因，也正是共产党这颗“星星之火”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定能够燃成“燎原之势”的原因。

第三部分：该部分是教员通过引用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回信内容，重点阐述红军的基本策略和方针，主要是分兵和集中的策略。首先，引用回信内容再次论述革命潮流一定会逐渐高涨的必然趋势，其次，反驳了中央对于“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的错误观念，列举了“主力红军大多不是本地人”“分小则领导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等4条原因，又指出了集中的有利因素：“能够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占领城镇”“发动更大范围群众”“扩大政治影响”等，提炼出红军的基本策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最后，列举湘赣边界、赣南、闽西地区分兵成功的例子以及“八月失败”等分兵失败例子，进一步论证分兵和集中策略的正确性，整体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一切都跟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之符合于革命形势的需要，而不是非左即右、非分兵就集中，这就是教员的过人之处，也是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活的灵魂的生动体现。

第四部分：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对回信中“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的论述，引用的回信内容是对争取江西计划的原因分析，主要利用敌人内部分裂斗争的间隙，用足用好当地党和群众的优势基础，对军队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动进攻。赣西、赣南、赣东和闽西，三处根据地已经对位于赣北的省会南昌形成包围之势，因此制定出趁军阀混战之时，“与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随后，又进一步指出争取江西的三个客观条件，即经济弱、军事力量小、受帝国主义影响远，有理有据说明了全力争取江西的原因。最后一段，教员既对犯有“革命急躁病”的同志说明不能机械规定时日，只能说出大概方向，同时也告知怀有“悲观情绪”的同志，并非“有到来之可能”那种空的东西，随后用三个颇具文学性的句子表达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既视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不得不佩服，这就是教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悲观情绪蔓延的时候，这种正向的能量传递能给人以强大的精神鼓舞，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是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从中学到的首要方法论。这篇文章中处处透露着教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及顺应时代趋势把握历史主动的战略能力。比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本身就是对革命发展趋势和前景的预判，革命力量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反革命力量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宏观的斗争是如何影响微观的变化，是要分兵以发动群众还是集中以应付敌人等等，都是利用现有条件对未来的预判分析。这启示我们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综合现实客观及主观因素判断事物发展趋势，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作出趋于正确的决策部署。

二是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文章用了大量篇幅，包括引用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回复”等等，都是在透过当前迷雾分析背后帝国主义代理人斗争的本质，特别是第六段，文中第（四）点，即上述分析部分，从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逐渐推演到当前周边的革命现状，一层一层分析了为什么会有间歇不断的军阀斗争，为什么会有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革命高潮为什么很快就要到来等等，目的就是给党内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同志以启迪，直白的告诉背后的本质，同时也就教给了同志们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

三是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篇文章无论是给林彪的回信，还是给中央的回信，都是在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进行反驳，有理有据论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光明前景。特别是最后一段极具文学性的语言，既表现出教员高超的文笔，也反映出其将革命理论与现实场景有机结合的能力，非常浅显易懂。透过近百年的时间，依然能够让现在的我们读来心潮澎湃、久久未平，可推测对当时处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红四军战士们以多么强的震撼和冲击，这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力量，是大家能感受到的革命主心骨。特别佩服感慨教员能在那种环境中依然保持乐观精神的能力，但这种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不顾一切的乐观，而是基于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以后，有理有据的乐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面对暂时的挫折和困难，希望教员的精神能够带给同志们无尽的勇气和力量。